“七一”线上展览——《最是清风传家远》

    毛泽东经常嘱咐工作人员，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不要多买，以免浪费。对于生活用品，他总是利用得“彻彻底底”，因此，毛泽东的生活账中有很多类似修补热水瓶、换锅底、换皮凉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费记录。

    曾在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保卫工作的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长鲁毅回忆道：“有一天毛主席要去游泳，我一看主席的游泳裤，补了四五个补丁，有的补丁是主席自己补的，连我们都不让补，主席是非常俭朴的。”

     曾任毛泽东卫士、理发员的周福明说道：“这个毛巾被，主席有两床。丰泽园里有一床，这个有六十多块补丁，那个有七十多块补丁，看这个厂子是上海太平洋厂家，是解放以前的。

     毛主席在外出的时候，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原则，每次外出必须要携带的行李，除了书以外，就是被子、褥子这些卧具，无论到哪里从来都是用自己带的东西。

    曾任毛泽东专列列车员姚淑贤至今记忆犹新：“你们都想象不到，床铺本来是有软垫子也拿掉了，成了硬板床，枕头也是硬邦邦的。本来咱们车上是准备缎子被的，结果也把它拿掉，换成了两条旧毛毯。再一看那个牙具啊，就更让人难以相信是主席用的东西，牙刷几乎没毛了，牙粉是那时候儿外头市场都几乎买不到牙粉了。”

     这一双从建国时开始穿的皮拖鞋，也是毛泽东的心爱之物。毛泽东到哪里都喜欢带着它。1965年在长沙，身边工作人员看到这双拖鞋破的实在不能再用了，就劝毛泽东换一双新的，毛泽东仍坚持补一补。

    周福明曾任毛泽东卫士、理发员，说起主席的睡衣时一度哽咽：“当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主席穿的这件睡衣补了七十三个补丁。这件睡衣原物叫木薯棉，现在唯一只有左边袖子的一点地方是原来的，其他都是补的。当时我也穿了一个补丁的衣服，主席说你可以补，我难道就不能补吗？我是国家主席就可以搞这种特殊吗？我的衣服可以穿，我又不是外事活动，我在家穿有什么关系呢？能帮我补就补，实在不能穿的时候给我保存好，教育我们后一代，我们国家很穷啊，我们不能铺张浪费。”

     曾任毛泽东护士长的吴旭君回忆道：“1966年3月8日，邢台地区地震，地震之后我想回屋把主席的一些贵重的东西收拾一下，想来想去，主席居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除了接见外宾穿的那套灰色制服外，就是一双旧皮鞋。另外就是床上放的破旧的毛巾被和一件睡袍子，一双拖鞋，我看见满屋子呀，都是些搬不动的书。唯一能够拿走的就是他经常用的那一块旧的手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看到毛泽东没有戴表，就将自己戴的欧米茄手表送给了他。毛泽东一直十分珍惜地戴着它，直到临终。

      毛泽东的家风，有一个醒目的标签：严。教子严，律己严，持家严。

      他教育子女要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看待自己，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相别19年的父亲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他还问毛岸英：“你吃什么灶？”毛岸英如实地回答：“中灶。”毛泽东一听便生气地责问毛岸英：“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毛泽东如此“苛刻”，就是要让毛岸英“接地气”，让他明白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能搞特殊。

      北平解放后，首批进入北平的队伍中就有毛岸英。他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承担了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重任。这其实是一项危险系数非常高的工作，但毛泽东却没有阻止，因为他明白：作为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必须要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

      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与鼓励下，毛岸英立即就提出要参加志愿军。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说，毛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5位亲人。但是，毛泽东却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

      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把新婚不久的毛岸英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临行前，毛岸英与父亲彻夜长谈了一次，父亲对毛岸英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毛泽东的儿子，到了朝鲜战场上，就更要吃苦在先，牺牲在前！”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毛岸英也牢牢记住了父亲说的这句话！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遭敌机轰炸牺牲，他永远地躺在了异国他乡。

     当彭德怀就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向毛泽东详细作汇报时，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对彭德怀说：“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开怀家国事，不言身与家，就是毛泽东严以教子家风的精准概括。  

     毛泽东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当时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再加上平时有湖南老家的亲戚来北京看病，交通食宿、看病的费用，都由毛泽东负担。后来，李银桥（曾任毛泽东的卫士长）就为毛泽东家制定了一份《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在看了这份计划后，认为每天三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李银桥解释说：“这三块钱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毛泽东听后考虑了半天才同意了这份计划。

    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回忆道：“主席常说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子女而有特殊感，特别强调这点说，你们没有任何可以用来骄傲的本钱，就应该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子弟一样，就是说人家做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甚至还要付出更多的勤劳才行。”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子女，为了党的事业，他同样以自己的方式爱护着党的干部。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风尚。

     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批语，毛泽东一次拒绝这么多人的要求，实为罕见。来信的人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他要求为15位亲戚解决求职、求学的问题。       

     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文运昌交往非常密切，他不仅极力帮助毛泽东走出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供毛泽东阅读学习，用新知识开阔毛泽东的眼界。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与文运昌在一次聚会时险遭被捕，文运昌长得有些像毛泽东，结果他掩护毛泽东脱险，自己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文运昌与毛泽东这一别，直到1951年才得以重逢。文运昌认为，情同手足的表弟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亲戚们的工作、学习问题，信中提到的这些人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并没有要官要权的非分之想，只是想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学习，谋得一条生活路子，现在看来也不算太过分的要求。

     这封信转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1949年8月10日，正忙于筹备新中国成立大典的毛泽东抽空给远在长沙的杨开慧哥哥杨开智回了一封信：“杨开智先生：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杨开智之女）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的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敬颂大安。毛泽东。”

     接到毛泽东的回信后，杨开智又写信给毛泽东，其中提到希望能到北京工作。对此，毛泽东严词拒绝。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 毛泽东就此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后来，杨开智也领悟了毛泽东的苦心教诲，安心留在了湖南的农业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最是清风传家远

     这是一个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领袖，从韶山冲到中南海，是那样地遥远，却是那样地贴近。毛泽东从我做起，编织了共和国的一代新风。领袖家风，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