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月清风迎中秋 |《百年恩来·海棠依旧》红色家风线上展览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江苏淮安是周恩来的出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淮安县政府几次想重修周恩来老家的房屋，建立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知道后坚决反对。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并转中共淮安县委：“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请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听到淮安县准备修理祖宅的消息，周恩来万分不安，百忙之中提笔叮嘱。

周家祖宅坐落于淮安驸马巷，是周家祖辈于清代道光19年（公元1839年）买下，年头久远，屋破漏雨，摇摇欲坠，急需修葺。

在信中，周恩来表示自己将寄钱修好屋漏处，并把除陶华所住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周恩来还特别提出两点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

此后，周恩来多次对故居事宜做出指示，“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让人参观......房子可以公用，办托儿所、办学校、或做生产车间都可以。”

淮安县委研究后，决定将周家祖屋的西部留作周恩来堂弟媳陶华的住宅，东部则作为县委机关学习室，一幢摆上学习用的桌椅，一幢存放图书资料。

周恩来还在信中提及，如果淮安提倡平坟，请将周家祖坟“采用深葬法了之”。1965年年初，周恩来交给来京学习的侄子周尔萃一个特殊任务。“这次回去后，把淮安的祖坟平掉。棺材就地深埋，上面不影响拖拉机耕作，把土地交给集体耕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可耕地面积很少，现在人均不到两亩三分地。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一定要破这个殡葬的旧风俗。”

周尔萃回乡后，立即与哥哥周尔辉、嫂嫂孙桂云统一思想，边做母亲工作，边向淮安县委详细汇报总理指示。农历除夕，县委集合人力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刺骨的寒风中完成了平坟工作。事后，周恩来寄来70多元，用于支付劳动力工资和赔偿受损的青苗费。

虽然周恩来12岁离开淮安，投入到救国救民真理的求索中，投入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再也没有回过淮安老家，但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的亲人。对于居住在家乡的亲属，周恩来经常用自己的工资给予接济 ，从不允许家乡给他的亲属任何特殊照顾，不给当地政府增加一点负担。

周恩来10岁时曾带着两个弟弟与八婶母一起生活过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接八婶母到北京居住一段时间，八婶母住不习惯便主动提出回淮安老家。后来，八婶母生病在淮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956年10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感谢他们对八婶母的关心和照顾。此时，周恩来知道八婶母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他便交代“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淮安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此时，八婶母已经去世，家里还有弟媳陶华等人。周恩来提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以照顾”，同时，“寄去为安葬我伯母善后费用所尾欠垫款二十五元”。周恩来孝敬长辈、关心亲属又公私分明、清正廉洁的品质令人敬佩。

周恩来曾给晚辈定过十条家规：1.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只能出差顺路时看他；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钱，没有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4.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许请客送礼；6.不许动用公家汽车；7.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恩来对晚辈的严管和厚爱，是周恩来红色家风的一个概括，其核心是决不搞特殊、决不享特权，一切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

周恩来曾多次教导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周志勇是周恩来二弟周恩溥的长孙，他出生于1960年，因为那年周恩来出访印度，所以家里人就给他取名为中印；周志勇的弟弟1966年出生，周恩来那年出访越南，就起名为中越。周志勇10岁的时候，奶奶带他们来北京，周恩来请他们吃饭。席间，当周恩来得知兄弟二人名字的由来时，便说，这两个名字不好，改一下吧。后来，周志勇才知道他们兄弟二人的名字违反了“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的那条家规，所以要改。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经常教育他的侄子、侄女要深入农村和基层，做普通劳动者，并要求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规定，不能利用亲属的关系搞特殊化。即使亲属符合条件应该享受的待遇，周恩来都执意不许。

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远赴内蒙古插队，周恩来知道后很是高兴，对她说：“我坚决支持你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当逃兵。”由于周秉建表现良好，在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入伍。当时，对很多青年来说，入伍是很好的出路，有一些人想方设法让子女离开农村去当兵，而这一做法对稳定知识青年队伍、对整个国家的大局是不利的。就在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周恩来与邓颖超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为此事还专门派人到部队了解情况，并要求周秉建立即回到草原。最终，周秉建脱下了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同样，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在新兵训练即将结束时，也从部队返回延安继续插队。

周恩来以自己的方式告诫大家，办事情首先不能考虑个人利益，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充分展现出他宽阔的胸怀、崇高的境界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周恩来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周恩来的家风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也是对亲属的厚爱。

周恩来与邓颖超伉俪情深、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始终奉行着“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原则。由于工作关系，周恩来与邓颖超聚少离多，经常书信往来，他们在信中谈近况、谈理想，互相鼓励。1959年3月18日，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中写道：“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之上。

在邓颖超任职的问题上，周恩来态度十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不少党内外人士曾向周恩来提议，按邓颖超的资历和能力，应该在政府里为她安排一个职务，最终却都被周恩来断然拒绝了。有人为邓颖超鸣不平，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他还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邓颖超。1974年，在筹组第四届人大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件事也被周恩来压了下来。直到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对于周恩来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邓颖超毫无怨言，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她将这看作是一种严格的家风，体现的是党的优良传统。

1961年9月17日，正值初秋，庐山在秋景的映衬下显得别有一番风味。刚刚在庐山参加完中央工作会议的周总理，下山时特意沿着庐山南麓前往星子县视察观音桥。路上，周总理遇到了一个正在玩耍的放牛女娃娃，他亲切地和女孩儿交流，并前往她家“做客”，体察民情。周总理还让随行的同志帮他和女孩照了张相，记录了这一暖心时刻。

临走时，周总理给他们一家塞下了10元钱。并嘱咐周桂花的父亲：让孩子去上学，长大后做个有用的人。

也正是这句话，改变了周桂花的命运轨迹。即使她家再穷，父母还是听从了周总理的话，将小桂花送进了学校，希望她将来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周总理回京后，还不忘给他们一家人送去一些衣服和面粉。当这些东西送到周桂花手上时，周总理的那句“长大做个有用的人”总会回响在她的耳边……

许多年过去了，小桂花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初心，她始终记得周总理的那句话——“做个有用的人”，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做事。1978年，周桂花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58年来，她始终坚持做一件事，义务宣讲周总理精神，并资助了5名贫困学生，2019年周桂花荣获“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周桂花也用自己的一生，传承着周总理身上那种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将周总理身上的崇高品格通过各种方式代代相传。

直到今天，在庐山会议旧址纪念馆的展厅里，我们依旧能看到那一天周总理在庐山的漫天秋色里，和一个农村放牛娃一同合影的亲切面容……